重庆“严打”之我见

据《重庆晚报》10月22日报道：《重庆警方80天逮捕近万人 部分看守所爆满》，称该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通报，7月10日—9月30日，全市公安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，破获年内案件25931起，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，执行逮捕9512人，打掉恶势力案件92起。“仅9月份就破获案件11925起，打击处理7610人。”王云生称，此次严打斗争规模空前，是我市198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整治行动，各项打击指标创我市单月历史最高。一时间让全市公安监管场所关押量持续上升，部分看守所、拘留所爆满。

消息发布，引起网上热烈反响，网友反应主要是叫好，为重庆喝彩，为薄熙来书记喝彩。但我的直接感受，却是在首肯重庆整治行动的同时，对此并没感到多么振奋和乐观。

众所周知，现在不少地方社会治安形势严峻，到了的确需要加强整治的程度，这显然是网友对重庆严打行动叫好的社会背景。但是，虽然不能说这次打击的犯罪活动都是猖獗了25年，而至少也都为时已久，却是无可争议的。那么，该地区平时的依法治理是否到位，司法机关都干什么去了，却值得质疑。重庆的做法，符合“治乱世必用重典”的古训，但能否因此说重庆此前一直处于“乱世”呢？恐怕也并不合适。而不是“乱世”却到了非用“重典”不可的程度，只能归因于我们社会制度还不够完善。重庆如此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。

我们多年来做不到平时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，往往非要等到积重难返、尾大不掉的时候，来上一次“严打”，此种做法，固然有一定效果，然而毕竟有限。可以说“严打”的战果愈显赫，暴露出的平时的问题愈多，也标志着我们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距离越远。试想，如果平时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，“严打”时哪里来的那么多罪犯、何至于监狱里人满为患？又还有什么必要搞所谓的“严打”呢？

我相信，这次“严打”中落网的有些人开始可能只属于“违法”，还不到犯罪的程度，如果及时给以惩戒，多半早就改过自新了。但恰恰因为平时执法不到位，使这些人愈来愈胆大妄为，逐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。从这一点说，这些人既属罪有应得，不也同时是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的牺牲品吗？！

我常听农村的亲友们讲：现在农村社会治安情况很不理想——家里的农机、牲畜或其他财产经常被盗，有时甚至是被抢劫，而属于村民共有的电线被盗割、电器被弄走，更是经常发生的事。报案之后，多数是泥牛入海。和过去相比，人们的安全感在日益下降。个别地方，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。就这些情况来讲，的确需要一次像重庆一样的“严打”行动。但是，严打之后呢？难道还要回到以往法制废弛的局面，让老百姓期待再一次“严打”吗？如果那样，真正安居乐业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？

我以为，什么时候“严打”一词从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消失，并且不再成为老百姓盼望和叫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法制建设才算进入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了。